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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超对接”到想到的。

浏览:232 发表时间:2019-09-10 11:49:15

———从“农超对接”到想到的。

  如何给一个鸡蛋价值回归?问题听起来好像有点“小题大做”,然而南夏春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陈涛这些年来却一直致力于探索它的答案。

  “我的愿景是,希望农民的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农民土地资源成本得到回归。”陈涛曾在阿里巴巴(微博)任职多年,在社会责任部门时,他负责四川青川县的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山区人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土特产。来自川北农村的他深知农产品波动的行情,“土鸡蛋在山区最低时候的收购价是三四毛钱一个,然而按照农民养鸡的粮食成本,平均每个起码要七八毛钱。”

  在中国,分散农户经营流通成本高、议价能力弱,农产品生产成本无法得到合理体现的问题长期存在;政府和民间也从未停止摸索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同时受到过电子商务和社会责任熏陶的陈涛就是其中一分子。在偶然的机会下,他结识了现在的合作伙伴,并成立了南夏春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夏春),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内容就是把川北农民家里的土鸡蛋卖给300公里外的成都市的消费者。

  尴尬的“农超对接”

  降低流通成本、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了达到这些愿景,这些年政府和社会进行过很多尝试,其中包括“农超对接”模式,即通过推进鲜活农产品“超市+基地”的流通模式,让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销对接。

  自国家2008年全面推行“农超对接”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 .56万家合作社与超市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大中型超市生鲜农产品直供直销比重达30%。然而,这一数字与国外相比仍然较低———亚太地区直供农产品比重达70%以上,美国高达80%。

  “农禾之家”研究与信息传播部干事葛宁认为,“农超对接”的问题在于农产品超市经营的基本需求是规模化,但国内农业生产环节以“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为主;此外,农产品标准生产和品牌建设与超市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超市直接采购遇到困难。“农超对接”也遇到了流通方面的瓶颈,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农社对接”的商业尝试

  “单个农民无法跟超市对接,农超之间需要一个组织。”这是陈涛成立南夏春的初衷。他希望自己的机构直接联系农户与消费者,当农产品流通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如土鸡蛋每天的流通量达到5000~10000枚),流通成本就可摊薄。

  如何给一个鸡蛋价值回归?南夏春的做法是给鸡蛋进行新鲜度分级,不同等级价格不一样:消费者买新鲜等级最高的鸡蛋要3.5元,产蛋已超过15天的是1 .5元。公司从去年开始运营,现在在川北农村有紧密型签约农户100家,松散型农户100多家,平均每天收几千枚鸡蛋。

  农民交鸡蛋时,需要拍一张记录签约信息的IC卡,在检验之后,每个鸡蛋都贴有农户的信息,陈涛解释,消费者可以在网上查到农户的资料,彼此建立联系,一旦发现问题,南夏春可以顺着鸡蛋上的信息回溯到农户那里———这样的方式可以降低建立信任的门槛。

  南夏春在起步前期利用自己的资源进驻了成都市区的不少高档社区,同时保持了淘宝、门店、社区多方面的经营。陈涛介绍,“淘宝的销量比较大,但是我仍然看好社区方面未来的发展”。

  “生鲜农产品,越贴近消费者销量越大”,在陈涛看来,即使是小区里的连锁店,也不够贴近消费者。在万科这样的社区,南夏春跟物业公司、公益组织和居民互动,宣传经营农产品的理念和模式,“同时请居民监督质量,让居民成为我们的固定客户。”

  通过商业机构集中解决物流和渠道问题,不仅解决了“农超对接”当中的许多瓶颈,也打通了超市以外的其他流通渠道———南夏春的实践尚在起步,而签约农户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收入的提高,“川北的农户每家的家庭收入平均每年在5000-10000元,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看来,签约农户的收入可以在此基础上翻一番。”但陈涛并不满足于此,“要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考虑农户的综合发展模式。”他计算过,如果农户种植的玉米、土豆、木耳等农作物按照自己设计的综合发展模型去经营,可达到3万-4万的年收入。

  然而,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以商业公司注册的南夏春并未享受过从事农产品行业的政策和税收优惠。

  韩国农协:

  一个农民合作组织,一个社会企业

  2012年3月,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考察了韩国农协的组织运作。与中国一样,韩国中小农户也存在着规模小、经营分散,没有实力与大户抗争的历史问题,而韩国综合农协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成功解决了小农户的生存发展问题,可以为中国提供一定的借鉴。

  韩国农协是韩国最大的农民合作组织,分为农协中央会和基层农协,遍布全国的大小机构共有5663个。至2010年年底,韩国农协代表了2447765个农民,几乎覆盖了全体农民。在韩国,农民人均土地为1 .4公顷,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即大米、畜牧业、蔬菜和水果。

  它是盈利的社会企业

  韩国农协是公法社团,受国家委托,可以超越金融、保险等专业法的规定,从事所有涉农业务:金融、保险、粮食售卖、运输、仓储、物流、超市、海外贸易等等。同时,它又是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集团,拥有巨额公共资产,从事社会事业、经济事业和金融事业三大业务,共有21家子公司,其中4家为金融公司, 4家农产品流通中心,4家农业加工(化肥油类、包装物)公司,3家专营饲料畜产品和人参加工的制造厂,还有贸易公司、物流公司、信息公司、开发公司、农协资产管理公司和农协经济研究所。至2010年底,韩国农协的总资产为286.97万亿韩元,税后利润为7047.27亿韩元。

  农协的公司对农民服务周到,基层农协的产品在这里拍卖,只收取优惠的中介费用,销售款也在当天就汇给基层农协交至农民手中。农协公司每年都将利润的30%-40%按照交易量通过基层农协返还给农民。

  韩国农协的流通事业

  农产品流通事业是韩国农协的业务之一,目的在于拓宽农畜产品销售渠道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流通服务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提供农产品交易场所,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建设农产品和食品品牌等等。农协全面进入由政府兴办的全国31个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开展服务,并计划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产品基础物流设施。按照计划,截止到2014年,每年可降低2900亿韩元的物流费,效益将惠及农民和消费者。农协中央会有四个流通公司,旗下的流通中心不仅具有物流储藏功能,还经过小包装和前期处理过程,向便利店、餐饮业、新鲜便利食品市场以及外部流通企业供给农产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农协中央会将研发成功的实时连销总部系统,标准化地复制到大型超市和包括基层农协设立的全国两千多个农协专卖店,让基层农协降低运营成本。乡村农协农产品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农协中央会在各地举办的大型流通设施。

  政府是最大支持力量

  虽然农协是具有盈利能力的社会企业,然而其兴建的大型流通设施,仍然得到期库一半以上的资金支持。而地方的流通设施往往由地方政府全额出资,委托农协经营。

  政府还采取多种税费政策支持农协的销售:农协办的超市,若完全符合农协宗旨,100%免税;只符合一部分的,免税50%。农协的制造企业全免税。

  农协金融业务在全国金融业务中排第四,拥有韩国最大的营业网点,提供与商业银行并无两样的金融服务,收益100%回报当地。1960至1980 年代,韩国政府财政能力不强,重点支持农协利用金融市场的资金。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资金支援,基本上都借助农协金融平台运作。

  中国能否复制韩国模式?

  那么,韩国综合农协的模式在中国是否有可复制性?(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到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有55万个,现在每个月平均增加1万,涉及到的农户超过4000万户,约占目前农户总量的16%。然而,农民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建华表示,20户,30户的合作组织无法起到议价作用。

  而据韩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申五星根据在中国的观察认为:“中国(在农业问题上)比日本韩国更资本。”他不赞成批发市场完全交给市场化的企业运营,他认为,在韩国,如果没有政府主导批发市场进行公益性运营,农协的大部分工作就无法推进。

  流通事业过于市场化,信息系统落后,农业合作组织不发达……那么,中国是否能够完全照搬韩国模式,走一条自上而下的农业合作化路子呢?对此,申五星表示:“韩国的人口是4500万,中国13亿。韩国从首尔到最南部只需要4小时,韩国模式不适合中国这么大的区域整体模仿,但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参考韩国经验。”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农禾之家”理事孙炳耀则有另一层面的担忧。其认为把流通看成政府事业,仍然需要市场机制和竞争。如今韩国、日本、台湾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正是由于农协过于强化了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韩国模式”将导致政府的农业补贴负担重,加大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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