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兼明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微信公号“中国发展观察”，发表了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刘奇的文章，题目是《别让农民不食人间烟火》。文章指出了当下乡村治理的一些荒唐做法：有些地方只让农民种植花草，不许种瓜种豆；有些地方不允许村民院落篱笆使用竹木柴草，须使用漆成白色的木条或塑料片；而禁养家禽家畜则已成为普遍的乡村规则。

厕所改造也是如此，某些吃水像吃油的地方要求农民装抽水马桶，有些冬天长达半年滴水成冰的地方也要装抽水马桶；有的地方，不允许农民选择自种的果树，要求整齐划一，或全村都种常青树，或栽种一种果树，农民没有选择权；还有的地方下令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这些做法让农民大叹苦经。

原本农民种植庄稼收益少，才会养殖家禽家畜勉强度日。现在这么一搞，一方面农民大把的闲散零碎时间被浪费，另一方面还得花钱去集镇买肉蛋蔬果，加上天然气、抽水马桶等的开支，既提高生活成本，也破坏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模式。同时，从生产方式看，也打破了大自然安排的生态循环规律，人禽畜粪可还田作肥料，农作物秸秆烧煮食物，灰烬也可还田做肥料，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比起秸秆无处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谓微乎其微。

中国的乡村秩序有几千年传统，早被历史证明是适合中国这个农耕大国的。这种乡村生活与生产方式，能让农民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低成本而简单的生活。如果各地如此乱作为，当地工业与产业又无法跟进，农民没有途径提高收入，很多农民会因这种乡村治理，再度陷入贫困。到那时，大片乡村的农民无业无收入，还得维持高额的生活开支，会成为社会上最大的安全隐患。中国社会几十年能保持稳定的局面，与没有破坏乡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联。“中国制造”能保持低成本的优势，没产生社会动荡，也与这一低廉的生活方式的缓冲有关。一旦乡村生活成本大增，必将造成农民工群体的不稳定。

这一轮猪肉价格的猛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近日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这一轮的猪价上涨，说到根本是治理水平问题。大多数民众认为是非洲猪瘟导致了猪价上涨，其实因为猪瘟至今只扑杀了112万头猪，而中国一天的猪肉消费量为155万头。姚认为是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禁养和限养，导致生猪数量骤减。如浙江嘉兴原本养殖了800万头猪，现在一头都没了；原来50头以下叫散养户，现在全国基本没有散养户了。过去农民家一般养两头猪，一头卖，一头吃，如今这几亿农民都从养猪的变成买肉的——这才是猪肉价格上涨的主因。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也指出，这次猪价上涨较快，原因有“猪周期”下行、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和一些地方不当行政干预影响，使中国生猪产能持续下滑。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生猪存栏同期因此下降32.2%。确实，这些年各地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加上“一刀切”，迫使大量养猪散户退出，但规模化养殖又完全没有跟上，使得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均降为十年最低点。

刘奇在文章中指出，这一轮乡村治理乱象的主因有四点：一是用城市思维来治理乡村；二是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三是过于重视形象工程的政绩思维；四是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这几点，让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没了踪迹，多姿的文化湮没于单调的空间，“诗意的栖居”变成了乏味的存在。

要改变这种乡村治理中的乱象，首先要重新认知谁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这些年因过度强调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过于强调长官意志，弱化了社会组织与农民的主体性。如刘奇指出的，城市环境有3000多万由财政支付的环卫工人日夜守护，但乡村环境只能靠农民自身维护。必须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谋划。地方政府不能把农民当作乡村治理的客体，当作被治理的“物”和对象，而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要让一些乡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时时了解与满足农民的感受与真实需求。

其次，乡村治理还需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不能搞运动式、命令式治理，不能搞“一刀切”式的军事化管理。

其三，要用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流程。为此，就要建立乡村公共事务的信息共享机制，让信息透明，确保全社会能听到农民的声音，以防止地方政府的权力滥用。这其中，提高农民参与治理的意识和民主协商能力最重要。只有当民众可以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参与到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选择制度中时，乡村治理体系才能与现代文明接轨。

中国的不少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中国的乡村也不会一步登天。乡村治理不能破坏几千年乡村文明已形成的乡村秩序，需根植于传统文明之中，尊重自然和社会的生态规律，才是治理的进步。

2020，愿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